渔父一案就不细说了，《临时约法》流产，才是民国之痛。苏俄骗炮哥，图样图深破。打死陶成章，又算谁人所骗？？给田中义一（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撰写人）中将阁下的书信，又算什么？？说当年寄身日本，为倒满清，可以理解；后来满清倒了，勾结日本人倒民国，又是何目的？？出尔反尔，日本人都抛弃了，再倒向苏俄，真是蒙骗？？
当年炮哥对日本人出尔反尔，当时身边帮他干事的秘书都完全转变，“中国人毫无诚信可言，只信任武力征服”，这个秘书叫矶谷廉介，明白吧？台儿庄的“矶谷师团”，以及后来的“香港总督”。
当初倒清，大家不提；已经“民国三年”，还要借日本人以及苏俄势力讨伐政府，倒是是“天下为公”还是“为私”？？袁世凯称帝是在“民国四年”（1915年底），那封“民国三年五月”，要求“助支-那革命”的信，又是“讨伐”谁？？自己坐不上“大总统”，就要勾结外部势力来“讨伐？？如此的大义“民族魂”，楼主今日都断然不敢认同的
第一、你要明白袁世凯的“帝制”，有何不同，当然袁世凯在“帝制”上，吃了闷亏，就不说了。第二、袁世凯还没“称帝”，你就勾结小日本“革命”，到底是想“革命”还是“篡权”，司马昭之心。第三、勾结苏俄，赤祸东引，你说神州目前马-列横行，到底炮哥又给神州带来什么？
辛亥之前，炮哥南洋也好，米国也好，骗钱骗物闹“革命”，无数年轻人忽悠着当炮灰，特别72黄花，都是留学精英，当个大头兵用了，目的不过给“捐钱捐物”的华人一个“交代”。结果清廷真正出问题的，还是那群手握木仓的丘八；单手握木仓的丘八就能“推翻满清”？不是，还靠的的袁世凯这种“政治投机”。和平结束清廷，起码这点袁世凯还是“有功”。就是大头倒了，后继的不论吴秀才还是张胡子，读过书的没读过书的，对日本人起码还有“气节”可言，知道是亡国之祸敬而远之。唯独炮哥，积极投靠，各种往来，借日本人之手武装攻击政府，可算“为国为民”？？后来连日本人都唾弃了，又去恭请毛子大驾，继续武装攻击政府，又可算“为国为民”？？
从始至终，倒真没看出炮哥到底做了什么成为“民族英雄”。咱就不“诛心”吧，就说实例，炮哥亲子孙科，30岁就做广州市长（当时炮哥地盘也就广东），可问是给如今“二代”们树立榜样么？？
炮哥一辈子，真没有几个奉他为“领袖”，不然他也不会落个“大炮”的花名。汉民、兆铭、志清这几个，都是小弟，岂能不奉为“领袖”。外党的大头、任公这些就不说了，任公一支笔，大炮恨得要死；就是同党中人，克强、渔父包括后来被志清兄暗杀的陶成章，也鲜有奉“领袖”之举。“国民党”参加“大选”，党首是宋教仁不是孙文，至于暗杀奇案，就不深究。后来炮哥要求国民党成员起誓效忠，黄克强也是极力反对，何来奉为领袖之举。
炮哥“革命”一生的亮点，一是拿了日本人提供的武器，攻击民国（北洋）政府；二是拿了德国人提供的金援，攻击民国（北洋）政府，当然最成功的，就是拿了毛子的武器和金援，推翻了民国（北洋）政府。至于“国父”，前面同学说了，统战需要，神州建政之初，举得是“老毛子万寿无疆”，基本就不关炮哥的事。
至于“泛舟”，确实和炮哥无关，但是神州赤党掌握“木仓杆子”，却是炮哥一手造成。
吴佩孚，字“子玉”，所以尊称为“玉帅”，和张作霖字“雨亭”，尊称为“雨帅”一个意思，楼主前面提到的“吴秀才”和“张胡子”，也是此二人。李鸿章和冯玉祥，就不搭界了。以前神州有点文化的人，都有个“字”，通常大家以“字”相称，以示尊重。直呼“姓名”，特别平辈之间，是相当忌讳的（当然自润之破四旧之后，不要说起“字”，连个名都是满地卫红、卫东了）。话说当年两人，应该算神州最有权势的人物，毛子要“输出革命”，首先找到的就是玉帅，结果无功而返。至于张胡子，直接就把毛子代言人李先生从毛子大使馆拖出来，吊死了，什么面子也不给。所以最后“赤祸东引”的重担，落到了炮哥身上。所以说炮哥一辈子最亏得，其实就是“大节”，甚于私德无数。
对于炮哥来说，字是逸仙，“大炮”是花名，至于后来的“孙中山”一名怎么来的，楼主确实无从考证。“中山”是炮哥的日本化名，全名“中山樵”，大概二妹纸成天“中山森色、中山森色”的叫，革命同志就把这个日本姓和孙姓连贯起来，成为“孙中山”，彰显一衣带水，东亚共荣。“大炮”这个花名，大概是大头给他起的，当初“共和”之后，炮哥觐见大总统，张口就是要“实业救国”，怎么救？练100万陆军，修20万公里铁路。20万公里铁路什么概念，神州建政至今，加上四万亿铁公基，铁路也不过12万公里。至于100万陆军，大头就是小站练兵起家，辛苦那么多年，不过北洋六镇，七八万人马，已经雄踞神州。所以实干上位的袁大头一听炮哥的“理论”，就知道此人脱离实际，满口忽悠，直接给了个“大炮”的花名。
话说当年“倒清廷”，“三股势力”最重要，一股是手握木仓的丘八，湖北新军，主要组织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打响武昌第一枪；一股是各省“咨议局”，士绅阶层，对前清的“预备立宪”“皇族内阁”不满，丘八响枪，于是四处躁动，推行“独立”，类似现在的公知大V；最重要一股，就是朝廷权贵，不论地方的阎老西还是中央的袁大头，对现行体制不满。如果袁大头不异心，北洋六镇，南方革命党还是挡不住的，但是大头当年的待遇，差点大头朝下，想想也是心寒了，于是倒戈。三花聚顶，我前清孤儿寡母，也是命数。
至于倒清的三股势力中，炮哥领导的“同盟会”，能染指的是新军中的共进会，而同盟会中又分“三股势力”，华兴会、兴中会和光复会，华兴会的渔父和克强，兴中会的炮哥，光复会的章疯子，共进会属于克强的地盘，而炮哥的势力还是老家广东。所以要说“倒清大业”，其实远不止炮哥一个人在“呐喊”在“行动”。但是炮哥出众的地方在哪里？懂洋文，知道利用“境外媒体”，把自己包装成神州“革命领袖”，再“出口转内销”。类似的如炮哥医科出身，但是有人把Dr译作“博士”，炮哥也不纠正，含含糊糊，于是“孙文博士”由此而来。
其实不管袁大头，还是后来的段执政、吴秀才，都是神州旧式文人或者官僚阶级出身，受“传统文化”荼毒太深，做人还要讲点脸面，守点气节；神州唯两种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类就是洋买办，只要能上位，什么钱都敢收，什么枪都敢拿，什么样的承诺都敢许，炮哥就是这一类。还有一类，泥腿子，要光宗耀祖，DNA无尽荣华，什么人都敢杀，什么事都敢做，成功了就是红太阳，伟光正。所以当前神州“困局”，就在于上层都是洋买办，满朝绿卡；下层尽出土丘八，凶神恶煞。炮哥的成功，就在于接班人的成功，说到底还是毛子爹的成功，成功之后，什么“大头窃国”，“炯明叛乱”，无非自己友来手书历史而已。
下面这套邮票，就是当年同盟会“三股势力”，至于多少“同志”倒在炮哥枪下，就不深究了。
昌首义的时候，炮哥还在花旗国端盘子，消息都是洋文报纸上看到的，一国之“革命领袖”，怎么会混成这样？“两岸定论”，楼主说了，炮哥的成功就在于毛子爹的成功，如果不是“赤祸东引”，哪有“国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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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由于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先驱，所以他对神州那点几乎为零，甚至倒过来的贡献被无限拔高，甚至有人称为神州近代史上唯一的完人，而作为孙中山的重要敌人，对神州作出无数贡献的袁世凯，被无限丑化，无限妖魔化，无数莫须有的屎盆子如窃取了革命党的胜利果实，刺杀宋教仁，刺杀陈其美，为了换取日本支持称帝卖国签订二十一条等等罪名强加到袁世凯头上，让人重读历史，实在为此人寒心。
现在翻开历史读武昌起义，并没有我们通常说的那么大义凛然，起义前文学社和共进会就为谁当啥官争的头破血流，几乎打起来，还出台了一张未来政府机构草案，这实在符合神州人的心理，我们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就为了自己当官，当然口号要响亮些，驱除靼掳，恢复中华。纵观武昌起义除了一战定乾坤的军事专家吴兆麟是受官僚体制压制，长期郁郁不得志，才华不得发挥，所以才唯恐天下不乱，好显示自己的才华。还有由于在练兵和秋操中有良好表现而在大江南北都有一定威望的黎元洪，利用张之洞留下的4000万左右的资产，全国各地拍电报，让各省独立，利用钱任命各省大都督，换来全国17个省独立的局面。而反观革命党人的表现，实在丢脸，黄兴在打了汉口打了败仗之后居然劝说大家放弃武昌，去南京革命。事实上让革命党起哄捣乱行，真正碰见事解决的还是那些现在在神州近代史上背黑锅的人。17个省代表后来在南京共同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个选举搞笑到什么程度，当时代表们在日记里都记载我们之所以选孙中山是因为他说他从美国带回来很多美元，还有战舰，只要我们投他当总统他就可以支配这些钱用于革命事业，而且好笑的是十七个省代表十六票选孙中山，我以为那没选那一张是湖北代表，替黎元洪鸣不平，一查原来是湖南代表谭人凤，原来他太了解孙中山这厮，完全是个满嘴跑火车，吹牛不上税的人，果然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外国援助一分没到，这个只会满嘴胡扯的人无法解决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没钱政府当然玩不下去了。所以孙中山望眼欲穿盼袁世凯接手这烂摊子，最后孙中山把这烂摊子终于甩给了袁世凯，明明是革命党自己无能，驾驭不了当时的局面，甘愿把位置让给袁世凯，历史却写成了袁世凯窃取革命党的胜利果实。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连刘备都不如，遇到的挫折比刘备都多，取得的成就比刘备都少。从1894到1911，连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都看出了派往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湖北人最多，湖北最容易出事，连军事白痴黄兴也主张在江湖，利用江湖门派湖南哥老会，这些黑帮发动起义。独有孙中山执意在他的家长两广起义，利用华侨捐的钱，招募敢死队，打赢了固然好，打输了也方便越过国境线逃跑，结果黄兴一次次以卵击石，被在近代史都没留名的几个小人物打得抱头鼠窜，狼狈逃往国外，还有一次被人贩子截胡，贩卖到马来西亚了。要不是在黄花岗，革命党伤亡殆尽，孙中山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消极避世去了美国，从此不再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革命半年就胜利了，一个吴兆麟，新军第八镇队官，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一个黎元洪，新军第八镇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居然干成了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这些职业革命家17年越干越悲催的事，这不得不让人唏嘘，不仅仅是官方官僚体系，就是在野官僚体系也是如此的荒谬！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干不了总统就去干别的事，吹牛说修铁路，结果钱袁世凯给他了，铁路一寸没见，这种职业革命家，哪会修铁路，你以为修铁路就是满嘴跑火车，修不了火车还是去干自己最拿手的事情—职业革命家，结果一次次被人修理，不仅被袁世凯修理，袁世凯死后还被袁世凯的手下段棋瑞冯国彰修理，不仅被北洋修理，还被地方大员陆荣廷修理，不仅被敌人修理，还被自己人陈炯明修理，直到晚年终于实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夙愿，终于被苏联看上当了神州的代理人，年轻的时候其他帝国主义他认为他夸夸其谈，无法代表神州的立场，连日本都对他卖国的十一条不感兴趣，只有苏联这种不择手段的恶魔才会相中他。可惜命不长，刚刚当上就死了，成了鲁迅笔下其他政治人物谬托知己“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沽名获利之具”的人。
而反观袁世凯的一生就是一个神州人实实在在奋斗而称为成功人物的励志故事。只是后来由于政治的原因才被妖魔化了。袁世凯从小读书不行，估计不喜欢儒家那套假大空理论，他完全是自学成才，成了那时候神州当时所有人都最钦佩的人物，包括最恨他的日本人。袁世凯早年在朝鲜采取强硬措施，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连日本人都承认没有袁世凯甲午战争提前12年开打。后来袁世凯实在顶不住，被迫回国，但是立马得到重用，编练新军，在这时期，他又无辜中枪，摊上维新派这事，尽管后来他替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好吹牛的人完成了维新变法里面的所有措施，但是依然没有被人谅解，政治就是这么无耻和黑暗。康有为梁启超在宣传救国，袁世凯只不过捐了一笔银子，就卷进这场宫廷政变，慈禧只不过想制止他们胡闹，都说了康有为想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是康有为这厮实在太异想天开，想做掉慈禧，那就跟文ge时林立果做掉老毛一样，正常人绝对想不到的主意，所以袁世凯只是做了一场对的政治抉择，就像文ge时觉得林立果的方法过于荒诞，而跑到老毛这边，于是这就成了现代人眼中无法抹掉的污点，尽管后来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修铁路，办实业，练新军，一个人操一个国家的心，一个人身兼九个实业部门的职务，然而这种人在神州最悲哀，他太能干，挡了别人的官路和财路，文ge时期四人帮找周恩来麻烦的原因不就是这，周恩来一死，张春桥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当时袁世凯几乎得罪了整个满清官僚系统，有他在，我们当什么官？所以满清真的该推翻，事实上满清也是袁世凯推翻的，他布了个好局，让张勋滚出南京，否则以张勋的江防军，还有新军第九镇以及铁良等人在南京，就革命党那些杂牌军啥时能打进南京，让清廷胆寒。他让冯国彰段棋瑞猛攻武昌，让革命党心惊，从而南北均势，大家和谈，避免了神州发生美国内战的悲剧，时至今日，那个最让人感动的条款就是南北将士皆不受战争之责，对比我们的镇压反革命，实在是让人痛心。至于当时的大总统实在是该袁世凯该当，别以为大总统好玩，孙中山是当过的，当不了才让给袁世凯的，至于技术官僚出生的黎元洪，自知自己才能和袁世凯的差距，早在袁世凯还没出山就巴着他出山收拾烂摊子。袁世凯当总统实在是实至名归。至于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完全是五十年后文ge的缩小版预演，一句话就是神州人为了当官问题社会分裂，先是一派原来不得志的人谣言拍马让袁世凯当皇帝，立马一大堆没官或者官小的人响应，打造声势，这就是1915年神州最流行的事情—请愿袁世凯称帝。毕竟袁世凯这时候也六十左右，也有些犹豫，但并不糊涂，看他处理二十一条的手段，先是取消外交总长孙宝琦让日本人无人可谈，又任命性格黏黏糊糊，拖拖拉拉的陆征祥和日本人慢慢谈，同时还泄漏密约的内容，让国际社会哗然，最后签了一份并不算可耻的条约，赢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赞誉，却被外行的神州人骂的半死，而且神州人也只是闲极无聊，同一时期的孙中山热脸碰冷屁股，自己甘心情愿写卖国条约求日本人签，日本人都不搭理他，连同一战壕的黄兴都实在看不下去了，二十一条谈判时黄兴号召革命党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帮助袁世凯抗日，而自己的领袖却贴日本人的脸比袁世凯更狠的卖国，真不知道当时黄兴该作何感想。那个时代就是这么混乱，所以袁世凯也犯糊涂，而且撺掇他犯糊涂的就是袁克定，就像后来的林立果这样的倒霉儿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袁克定急于显摆自己内定太子，未来皇帝的威风，得罪了冯国彰等等大人物，让这些大人物觉得当一个如此小人物的奴才是可悲的，结果袁世凯一称帝，反袁势力暴涨，神州人想做官的心理也就是民意又瞬间被扇乎到另一边，结果袁世凯就这样被搞死了。袁世凯死的窝囊，他不知道他一辈子究竟得罪了谁，他对他的敌人都很宽容，就孙中山，袁世凯想弄死他太容易了，何必去暗杀宋教仁，陈其美，他不知道其实这一辈子真正得罪的是神州正统儒家学说里的天生圣人治天下，读书人生来就不是为了干活，生来就是为了当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读书人能不能当官，当不当得了官是没人考虑的。像袁世凯这种不是读圣贤书，纯靠自己自学成才的人是儒家知识分子最忌讳的，这种人有真本事，到哪里都能混的很好，不象读书人只能靠任命，不管是隋朝以前的推荐，还是隋朝以后的科举制，还是近代以来党派任命制。如果全神州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儒家的想靠读书做官的人还有活路？黎元洪这个技术官僚也是如此命运。这两位当了天生我就想当神州国父，也从来自封国父的孙中山的敌人，然后这两位就被历史如此之黑。这就是神州人是非扭曲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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